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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色文化专辑:毛泽东在古蔺的十三个夜晚(中)

毛泽东在古蔺的十三个夜晚(中)


古蔺,中央红军长征入川第一县。中央红军长征自1935年1月29日进入四川省古蔺县,到9月10 日离开四川省若儿盖县,转战时间长达8个月,行程10000里左右。期间,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“四渡赤水”,围绕古蔺转战54天(1月29日至3月23日),红军在古蔺本土行军21天,毛泽东同志三进古蔺,在古蔺行军计16天,居住了13个晚上。

第五夜,1935年2月15日,白沙场鱼塘湾。红军于2月2日—2月14日在叙永—扎西地域活动,2月15日循原路返回,2月15日到达白沙场,当晚,毛泽东住鱼塘湾。

这一天,毛泽东等领导在白沙场崔家祠堂召开“白沙会议”,研究两件事:一是部署二渡赤水。20时,正式下达“二渡赤水”的行动计划,以东渡赤水河消灭国民党黔敌王家烈部为主要的作战目标,分三个纵队先由林滩经太平渡至顺江场地段渡过赤水,然后分向桐梓地域前进。“ 白沙会议”部署“二渡赤水”,确定以黔北为主要作战地区,“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为主要的作战目标”。在这一命令中红军最后选定了主要的打击对象为黔敌王家烈。晚8时,下达了《二渡赤水行动计划》,解决了毛泽东提出“杀个回马枪”,怎么“杀”、从哪里“杀”等具体问题。“二渡赤水”后,红军用“高度的运动”,急行军长途奔袭,兵不厌诈,循原路重返遵义,用神速的5天时间,攻桐梓、克娄山,重占遵义城,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,这一胜利,得益于“白沙会议”英明远见的运筹决策。二是研究筹粮工作。领导们一直为粮食给养问题发愁。贵州那边粮食缺乏,如果不提前解决粮食问题,红军到达贵州后,会产生极大的麻烦。深夜23时,发出《关于筹粮食的通知》。要求各军团在现驻地准备好五至七天预备米粮,到达渡河点时应带足七天预备米,并可雇夫子挑运一部。特别强调,在筹粮时,要注意维持阶级纪律。什么是阶级纪律?2月19日《红星》报第10期作了题为《怎样来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》的报道,进行了阐述:有计划的打土豪,注意收集资材(财)和粮食;消灭敌人,夺取敌人的资材(财)和粮食;依靠广大群众,不种鸦片多种粮食增加生产。红军相信人民、依靠人民、人民至上的崇高理念,在白沙场得到了充分彰显。第六夜,1935年2月16日,白沙场鱼塘湾。这一天,继续住白沙。在红军的电文中写到:“我们率军委直属队在白沙休息。”虽说是休息,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们,却是忙得不可开交,共完成了四件大事: 一是对红军的作战方式进行了调整。当天,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名义,发出了《告全体红色战士书》,这封《告书》1288个字,特别强调:“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,有时向东,有时向西,有时走大路,有时走小路,有时走老路,有时走新路,而唯一的目的就是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。”至今原件保存在“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”。

 红军必须打运动战是毛泽东一贯的指导思想,其实质是灵活机动随机应变,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。刘少奇同志回忆说:“在毛泽东重新回到决策层之后,红军长征的方式有了变化,开始变得机动灵活,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四渡赤水。四渡赤水的路线弯弯曲曲、绕来绕去,就是为了避战,因为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,这支走了几千里地的红军队伍已经是精疲力竭,没有战斗力了,如果要打,就是全军覆没。没有红军了,还谈什么革命?”耿飚同志回忆说:“这是一段弯弯绕式的奇特行军,有的同志说:‘哎呀,我都转迷糊了。’我说:"那就说明蒋介石更迷糊了。”鲁瑞林同志回忆说:我们的部队转战在云、贵、川交界的鸡鸣三省地区。一会东进西出,一会西进东出;时而走大路,时而走小路,爬山涉水,钻林过沟,搞得敌人晕头转向,……党中央、中革军委发布了《告全体红色战士书》,说明红军必须经常不断地进行转移。广大红军战士懂得了这个道理,再也没有怨言,士气又高涨起来。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在评价这个文告时说:“虽然这是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命令,可读起来纯粹像是出于毛(泽东)的手笔。在以后的六周里这个口号主宰了红军的命运。红军忽而前进,忽而后撤,令人难以捉摸。”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也承认:红军“忽进忽退,难以判明他的意图”。正是在毛泽东同志这种灵活的运动战思想指导下,红军才有了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中自如回旋、得以生存的本钱。“四渡赤水”的典范战役,毛泽东运动战的军事思想更加成熟,升华为党和红军指导思想。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遵义时指出:“毛主席用兵如神,真是运动战的典范!”二是强调红军的政治纪律。当天,以总政治部的名义,发出《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的政治工作指示》(现存李富春纪念馆),指出:“自遵义出发后,由于疲劳、给养不足,政治工作都表现得薄弱、不深入、不紧张,不能灵活地在战斗环境中进行。”“这种政治工作的严重弱点,要迅速地有大的转变。”要“以最大的力量,在最短的时间内,在最薄弱的连队建立党支部。更加精神奋发,更加紧张,更加敏捷,更加团结与勇敢。”特别强调“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”。三是部署全国红军一致的“呼应作战”。这天中午12时红军以中革军委三位领导(朱周王)的名义,向全国红军发出了《改变渡江计划,创造川滇黔边根据地》:从电文内容上看,中央红军原定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(1月20日电)的目标,因川军沿江严密的防堵,已不能够实现。故改在川、滇、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,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。从电文的抬头(国焘徐陈,项,贺任萧王)看出,这个部署是发给全国红军的,总体是要求全国红军与中央红军一致的“呼应作战”。这个电令,是中央政治局在“鸡鸣三省”会议上,对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,“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的帮助者”后,第一次领导和指挥全国红军。四是召开了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。下午4时半周副主席召开了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,并且形成了《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决议案》。这个决议案《红星》报作了全文刊载,原件现存“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”。从文中看出: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,是贯彻落实《遵义会议决议》,把红军的思想统一到遵义会议精神上来的重要会议。要求“党内同志要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,领导全体红军战士在广大的运动战中,争取伟大的胜利”。

第七夜,1935年2月17日,鱼岔(今鱼化)。毛泽东与军委纵队从白沙出发,经回龙场、镇龙山到达鱼岔,当晚在姜清家宿营。

毛泽东经过三军团驻地(回龙场),传达《遵义会议决议》,鼓动“二渡赤水”。毛泽东说:“同志们,十几天前,我们在土城战斗中没有打赢,伤亡还很大,主要是没有把敌情搞清楚,拳头不硬(没有集中兵力),责任在我们军委,不怪下面。这一次,我们再不吃那种亏了,吃一堑长一智嘛!现在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,再渡赤水,消灭王家烈,打回遵义去,誓为死难烈士报仇。” 同日,红三军团派出两个连对云庄实施包围,攻打云庄。当年的《古蔺通讯》载:县南云庄,曾姓,巨族也,聚族而居,族类以及壮丁100余人,凭山固守,贼初次还击未逞,且负伤亡殆尽,此次回冠时,特用枪炮围轰,卒陷其城……第八夜,1935年2月18日,太平走马坝。毛泽东从鱼岔出发,当晚上赶到红一军团驻地走马坝。

晚上21时,朱德周恩来致电各军团首长:现我军处此各方有敌的河套中,急须远离追敌,速渡赤水,争取有利阵势,以便集中全力消灭黔军一部,开展战局。各军团首长必须认识这一战役的严重性,须在明、后两天以最迅速坚决行动,确实取得并控制渡河点,架好浮桥,最迟在20日夜及21日上午全部渡河完毕,以利时机。”当晚,毛泽东召开红一军团直属队排以上干部会议,报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精神,作重指出: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单纯防御路线,短促突击,分兵把口,不让敌人进占苏区一寸土地等,都是错误的。“反攻”以来这个错误还在发展,变成退却逃跑,叫做“叫化子打狗——边打边跑”,这也是错误的。19日,毛泽东在太平场休息,听取一军团首长关于“二渡赤水”的安排,一起讨论制定20日野战军的行动,确定了野战军分两路及所取的路线;因处于各方均有敌的河谷中,允许一军团只可召开1个师的干部会,传达遵义会议精神。下午,毛泽东随红一军团首长,从太平渡渡过赤水河进入贵州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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